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取道西安转赴南京，就中国工农军改编为八路军和建立陕甘宁特区政府等问题，同国民党政府谈判。随同周恩来的有他的秘书陈有才、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及警卫员等25人。他们同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南门外出发。周恩来和陈有才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其他人都坐在车厢内。
　　汽车驶进距延安50华里的劳山脚下。这里山岭起伏，草木丛生。当汽车爬上一个山头峡谷，正在缓行转弯时，突然遭到阻击，子弹雨点般打在卡车周围。周恩来立即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快速通过险区!”可汽车还没跑100米远，就一头栽进了路沟。_这是土匪有预谋的伏击，他们事先挖断了公路，并先向驾驶室射击。陈有才、驾驶员先后中弹。驾驶员当场牺牲了。周恩来 车已无法开动，便镇定地说：“下车!散开!还击!”他随即推开车门，伏在卡车前轮后面观察和指挥。
　　与此同时，车厢里的张云逸也果断地发出命令：“陈秘书和手枪班，保护周副主席；步枪班跟我来，迎击敌人!”
　　张云逸又带领着四名战士边打边退，把敌人吸引到离伏击点十多偿里的一座大山里。
　　这时，身负重伤的陈有才仍在卡车上坚持战斗。他一面向敌射击，一面指挥两个警卫员全力护卫周恩来撤离这里。周恩来见．寡不敌众，命令大家赶快突围，摆脱敌人。 七匪看到在车上指挥战斗的陈有才，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头戴礼帽、脚穿长筒靴，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陈有才已有觉察，虽身中六弹仍顽强地坚守在卡车里，有意暴露自己，学着周恩来的语言动作指挥战斗，引得土匪们一齐向他开火。陈有才光荣牺牲。另外的两个警卫员正是在这个空隙，掩护着周恩来迅速撤离公路，向山坡上的丛林中转移。在转移中，一个警卫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只有周恩来一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伙破坏国共合作的土匪来到卡车前，从陈有才的衣袋里搜出印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名片，更加确信谋杀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恶恨恨地在陈有才的遗体上连刺十几刀，然后又洗劫了卡车。 敌人在伏击前，曾发现离这里十华里的劳山上，有我警卫部队的一个通讯班。他们事先割断了我通讯班与甘泉县步兵连的电话联系，但他们没有发现石崖下面还有一条直通延安总参谋部的电话线。当我通讯班听到枪声后，便直接把情况报告了总参。总、参～局立即通知了中央警团团长黄霖。黄霖放下耳机，操起手枪，坤出团部大声喊道：“会骑马的，只带武器弹药不带行李，快跟我跑到自石子街集合!”
　　黄霖带领几十名官兵正要出发，刘伯承总参谋长命令把中央目长的马统统牵来。毛泽东也急速前来，向警卫团的官兵招手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并示意黄霖快速上马。
　　黄霖和战士们在毛泽东、刘伯承等中央首长焦急不安的目光下，风驰电掣般地向劳山。黄霖首先冲到敌人的伏击圈。敌人看到我增援部队到了，急忙发出信号，向山后逃窜。这时，黄霖忽然听到右边树林里有声音，急忙弯腰察看，正巧发现了周恩来。周恩来问道：“来了多少人?”
　　“一百多。”黄霖迅速地回答。

　　周恩来立刻命令黄团长：“派几个人去找云逸，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再派几个人去车上车下看看，要把伤员和烈士遗体运回延安。”

　　黄霖很快做了安排，考虑到保护周恩来安全返回延安是首要任务，便要他立即启程，由自己亲自护送。

　　周恩来轻轻摆了摆手：“我也去卡车那里看看。”　　

　　周恩来和来的人，一起扶着陈有才等人的遗体，轻轻地把他们安放在车厢里。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行泪水顺着那刚毅的面庞，潸潸地滚落下来。

　　当日深夜10点多钟，增援的战士才在延安西南面的大山里，找到了张云逸和幸存的战士。经清点，这次遇险战斗共牺牲了二十一人。

　　1973年，周总理回到延安时，怀着悲痛的心情问延安的领导：“陈有才烈士的墓找到没有?”

　　“没有。”　

　　总理顿时流下了眼泪，说：“这些烈士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定要记住他们。”还再三叮嘱，要把烈士请回陵园，给立个碑。1976年，总理去世后，人们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陈有才照片，照片背后亲笔写着：“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可见他直到临终前，还对陈有才和劳山遇险的其他烈士深深地怀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