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在当地政府强行将油井收归国有后，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一些油老板曾联合准备状告陕西省政府。为了要回被政府收走的油井，众多油老板多次到西安及北京上访。

　　“在陕北开油井的老板有上千人，政府将油井产权回收之后，油老板基本分为三个群体，情况比较好的是那些介入油井开发比较早的人，本钱基本上收回来了，拿着政府的补偿款又去做其它生意，有些人是不赔不赚，最后一种就是像仁广民这样还有大笔借款的人，连生活也没难以为继了。这三个群体从人数上来说各占三分之一。”

　　他觉得，在此次油井回收中，他们这些“小户”受伤最深，“我们规模小，我们打油井的钱大多是借亲戚朋友的，或者是借高利贷，而广东有个大老板，拿油井做抵押在银行贷了几千万元，油井一收回，他让银行去给政府要钱，自己却远走高飞。”

　　“那时候，一些比较吃香的‘小姐’，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元。”靖边县城的林荫路曾被公认是当地的“红灯区”，路边全是装饰暧昧的按摩房、歌城。而现在，林荫路两旁的按摩房、歌城大部分已经歇业，且有多数挂出了转让的牌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陕西靖边报道 　

    手套已经被磨出了好几个洞，但仁广民还是舍不得扔，“一双要两块五毛钱呢！”仁广民是陕西省靖边县一家工地上的小工，主要的工作是搬动砖块。每天10个多小时的体力活，可以挣到50块钱。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在五、六年前，仁广民还是当地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资产超过千万元。

　　对于那段如昙花一现的辉煌岁月，仁广民总觉得是一场梦。

　　2000年，身为陕西省靖边县青阳岔乡一位普通农民的仁广民，在当地投资油井开发的狂潮影响之下，通过各种渠道陆续筹集了500多万元，开了四口油井，当起了一名实实在在的油老板。在事业最鼎盛的时候，他每天收入接近一万元，总资产超过一千万元。

　　2002年10月15日，陕西省政府在吴旗县召开了整顿石油开采的汇报会。会上决定，彻底取缔所有联营开采石油公司，收回他们的经营权、开采权。从2003年4月开始，陕西北部地区的多个涉油县陆续开始强行将油井的产权收归政府所有。

　　仁广民做油老板的日子就此结束。在此前，他是一位生活宽裕的农民，而油井回收之后，因为政府给的补偿不到100万元，他欠下了300多万元的债务。

　　“在陕北开油井的老板有上千人，政府将油井产权回收之后，油老板基本分为三个群体，情况比较好的是那些介入油井开发比较早的人，本钱基本上收回来了，拿着政府的补偿款又去做其它生意，有些人是不赔不赚，最后一种就是像仁广民这样还有大笔借款的人，连生活也没难以为继了。这三个群体从人数上来说各占三分之一。”同样做过油老板的仝宗瑞说。

   这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的社会

　　和仁广民相比，38岁的渠斌文更觉得委屈。

　　在投资开发油井之前，渠斌文已经是靖边县城一家小酒店的老板，资产有近百万元。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又一个地因为投资油井暴富起来，渠斌文也坐不住了，1998年，他将自己的酒店变卖，全部投资去打油井，但连

续打了三个油井，没有一个出油。

　　不甘心的渠斌文借了50万元的高利贷，继续投资打了一口油井，这次没有落空，出油了。不到一年工夫，渠斌文就将此前所有的投资收回。2001年到2002年，渠斌文又陆续投资100多万元，买了三口油井，但经营没有多长时间，当地政府将油井收回。

　　“为了还贷款，我把自己住的一幢二层楼都卖了。”渠斌文说。除此之外，他还欠着别人19.6万元，“大部分都是高利贷，这几年利滚利，我都算不清自己欠多少钱了。”

　　为了维持生活，渠斌文的妻子去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一名保险推销员。因为整天有催债的人上门来，夫妻两个心情都不好，经常是说上两三句话就吵起来。而每年快过年的时候，渠斌文都要到外面去躲债。

　　渠斌文感到后悔的是，如果他当时安心经营他的酒店，现在稳稳当当地挣个几百万元没问题。

　　渠斌文目前租住在县城旁边的一间民房里，每月的租金只有一百多块。渠斌文在乡下的老家有房子，但他不愿意回去住，他没办法面对自己已经70多岁的父母，另外，他想让孩子能在县城里的学校上学。

　　“那怕是卖血，也要让孩子接受到好的教育，学到更多的知识，因为这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的社会，任何投机都是行不通的。”经历过这么一次大的挫折，渠斌文似乎有了很多的感悟。

　　相比来说，渠斌文的欠债并不算多，渠斌文也认为自己只是油老板中的“小户”，而他觉得，在此次油井回收中，他们这些“小户”受伤最深，“我们规模小，我们打油井的钱大多是借亲戚朋友的，或者是借高利贷，而广东有个大老板，拿油井做抵押在银行贷了几千万元，油井一收回，他让银行去给政府要钱，自己却远走高飞。”

　　“广东人还是聪明。”渠斌文感慨地说。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对门无人问

　　油井被当地政府回收之后，一些油老板自发地组织起来，准备通过诉讼要回油井的产权，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渠斌文是那种没钱的力，就去给请来的律师打杂。后来，诉讼一直没有结果，渠斌文也没有再去找工作，“技术活干不了，下苦力的活挣的钱太少，几辈子连债也还不清。”

　　渠斌文曾经想重操旧业去开一家酒店，但本钱始终找不来，“去找亲戚朋友借钱，还没等我张口，对方就说没钱，说他们比我还困难。”

　　这一点让渠斌文很伤心，在他做油老板的时候，亲戚朋友争着给他入股。那时亲戚朋友有困难，只要向他张口，他多少都会给一些的。在打油井时，渠斌文曾向他的姐夫借过四万块钱，至今没能还上，姐夫每次见了他，都大骂他是骗子。

　　“他骂我是骗子的时候，我就一声不吭。我以前向他借钱时，他很爽快，我要多少他给多少。”渠斌文说。经过这么前后一对比，渠斌文最有感触的一句话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对门无人问。”

　　对于这一句话，石勇也深有感触。石勇原先做贩卖羊毛的生意，挣了十几万块钱，后来又借了些钱投资油井，没有干几个月，油井就被政府收回，总共赔了八、九十万元。

　　以前走在大街上，老远就有人喊“石老板”，现在就是和朋友碰个面对面，也很少有人能主动和他打招呼。

　　油井被收走后，石勇已经接到了两张法院的传票，都是他的债权人起诉的。为了还债，石勇买了一辆二手汽车跑运输，经常会有人打电话给他，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打电话的人都是向他借债的人。每次和亲戚朋友聊天，对方都会开导石勇，让他想开些，欠的钱慢慢还就行。石勇总觉得，这是亲戚朋友怕他自杀后没人还钱了。

　　靖边县天赐湾乡曾有一位油老板，在油井被收回后上吊自杀。

　　因为经营着一辆运输车，石勇还经常被人称作老板，但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石勇总觉得心里酸酸的。

　　这三四年来，石勇已经还了十几万元的欠款，但以这样的速度，他这辈子肯定是无法还清欠款的，曾经有黑社会的人打电话威胁他，说不尽快还钱就砍了他的手，石勇告诉对方，“你砍就砍吧。”

   挣了钱的油老板不知道该怎么花钱

　　回想起做油老板的日子，渠斌文仍然是有些激动，“那时候，吃顿饭花一两千元是很随便的事，每天打出租车就要花四、五十块钱。”而现在，渠斌文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渠斌文称，在油井开采最疯狂的2000年前后，仅靖边县的千万富翁就有上百人，百万富翁则更达到上千人之众，“街上跑的都是好车。”

　　“那时候，一些比较吃香的‘小姐’，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元。”渠斌文说。

　　靖边县城的林荫路曾被公认是当地的“红灯区”，路边全是装饰暧昧的按摩房、歌城。而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靖边采访时发现，林荫路两旁的按摩房、歌城大部分已经歇业，且有多数挂出了转让的牌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按一份转让告示上的电话打过去，询问为什么要转让，对方直接了当地说，“你想再做这个行当的话肯定不行了，前几年都是油老板带人来消费，现在不允许私人开油井了，没有生意了。”

　　这位店主谈到兴头处，说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手下有两百多个“小姐”，“每出一次台要500块钱，比西安还高。”

　　当地坊间流传甚广的一件事情是，曾经有两个油老板为争一个“小姐”，互相拼价，最后有人出到了两万块钱。

　　“开油井本来就是一个暴利，钱来得快，一些挣了钱的人也不珍惜，所以去的也快。”渠斌文说。

　　2004年，靖边县曝出的豪赌案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据公安机关查明，从2001年以来，以朱小红、纪世录等为首的赌博团伙，先后多次在靖边县一些高档娱乐场所和私人住宅等地，用打麻将、摇单双等方式聚众赌博，赌资高达600多万元。在这次系列赌博案中，参与者大部分是当地的油老板和一些领导干部。

　　“开油井本来就是在赌，挣了钱的油老板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一些人就去吃喝嫖赌。”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人士说。

    陕西油田案出现转机

　　在当地政府强行将油井收归国有后，一些油老板曾联合准备状告陕西省政府，这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维权第一案”。本刊也在2003年9月份做过相关报道。为了要回被政府收走的油井，众多油老板多次到西安及北京上访。

　　2006年1月5日，冯秉先、冯孝元、王世军等三名油老板被靖边县人民法院以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在此前的2005年5月26日，陕北油田案的主办律师朱久虎被靖边县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

　　“我们现在不告政府了，以协商为主，希望政府能为我们追加一些补偿。”曾经在靖边投资开发油井的内蒙古人仝宗瑞说。仝宗瑞称，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已经就他们的上访材料进行立案。

　　陕北油田案的代理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啸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称，“以前我们和当地政府接触时，对方总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协商的余地了，最近我们联系了当地政府，当地政府说正在研究之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转机。”

　　胡啸称，原来的投资者准备通过诉讼的渠道要回自己的油井，但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要走一条非诉讼的谈判道路，“打个比方说，我们说应该给我们10块钱，他们说应该给我们6块钱，那就在10块钱和6块钱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以达到‘双赢’，最终和谐解决问题。”

　　补偿过低，也是众多油老板近年来不停上访的主要原因。

　　胡啸称，他们近期将赴陕西，就此问题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有关部门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去年，收到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一些函件之后，省领导很重视，前不久还专门就此给有关方面做出批示。”

　　对于陕北油田案出现的这些新动向，渠斌文显得非常激动，“政府如果能再给补点钱，我把债先还了，然后回家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