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这是保存在陕西省档案馆的《东望》杂志(12月12日摄)。陕西省档案馆日前公布的一段史料表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曾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发表了内部讲
话。他在讲话中推心置腹，痛陈利害，表白了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推动抗日救亡的决心。新华社发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0周年的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少帅想借西安事变联苏抗日，却遭苏联方面误解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抗日政权，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打败日本的入侵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顽固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政策，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同意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联苏抗日计划失败，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回南京
　　张学良原以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
　　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党顽固派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拒不合作的态度。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说出了“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话。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却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保全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面子，张学良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扣留，最终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新华网消息：陕西省档案馆日前公布的一段史料表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曾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发表了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中推心置腹，痛陈利害，表白了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推动抗日救亡的决心。
　　陕西省档案局巡视员田晓光说，张学良的讲话稿刊登在东北军参谋部于1936年12月编辑发行的杂志《东望》(第6卷第6期)上，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中。据了解，这本杂志存世较少而且鲜为人知。
　　新华网消息：70年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实现，使中国由长期内战转为全面抗战。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基本成熟。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在实现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基础上，抗日救国的民族利益才得到切实维护。可以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独立自主地实行自己的基本路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其政治总路线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