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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的烈焰中涅盘--关于路遥与申昜的回忆

2014-02-05 09:28:01 作者:africo 来源: 网友评论 0

曹谷溪
    路遥,因他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获得成功,誉满天下。许多朋友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与路遥的交往,或者对路遥的关怀,支持和影响。但是,在路遥 的生命里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鲜为人知。这个人叫申昜。七十年代初期,他先后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县委书记。我敢说,如果没 有这个有胆略、有远见敢于坚持正义的党员干部,路遥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他的人生履历将会是别样的内容!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延川县上初中的 路遥,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扛起“红色第四野战军”造反的大旗。当时,他的名字不叫“路遥”,叫“王卫国”。本派的战友尊他为“王军长”;而对立 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笔者曾目睹过这样的大字报: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1968年,延川县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 “大联合”。18岁的路遥竟担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不经意所获得的东西,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悄然消失。老实巴结的王玉德老 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县长”的老子。路遥的这个职务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就“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 一案”引起激烈的争论。 在那个时代,全国范围的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党政机关的第一把交椅上坐着的都是军队干部。就是这个“小组”,掌握着这个县的党、政大权,所有的刑事案件,都 由这个小组拍板定案。王卫国涉嫌命案,发生在一次大型的武斗之中。1968年3月17日,延川县“四野”和“司令部”两派200余名武斗人员,在贺家湾公 社五华里开阔的山塬上,遭遇了激烈的枪战。司令部一派损失惨重,包括“作战部”部长白振基在内,死亡四人,重伤两人。应该说:这是一幕历史的悲剧!有资料 证明:白振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至1945年,先后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二师特务队战士、115师工兵营指导员、山东菏泽游击队、黄河支队十 一团四连指导员;1947年任固安县安太自卫军营长;文革前,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财贸部长;文革中,他怀着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胆 忠心,参加了“延川县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担任了这个群众组织的武斗部队“作战部”部长。这位老红军战士、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两次在战场负伤,在建 国后的地方工作中,他又做了许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的死,在延川县的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引起如何巨大的义愤,可想而知。……此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 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申昜同志,面色冷峻,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公检法军事管制组领导同志“关于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的案情汇报和与 会同志激烈的争论。白家塬“武斗”的枪声在天黑时才停止。夜幕中,双方武装力量撤离战场。身受重伤的白振基和他的警卫员井某两人留在山上。前半夜,两人躺 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离开白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无力爬行,就地躺下。此时,再喊白,已无回音。第二天早晨,“四野”武斗队清理战场时,由王卫国 等人将白振基推进山水冲开的“天窖”,并向天窖又开两枪……有人认为:3月18日的早晨,白振基的死与活着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后半夜”他的警卫员井某独 自向前爬二三十米,喊白已无回音。由他证明白还活着,不能认可。有人认为:白振基即便已死,将尸体推进天窖,属破坏尸体,应以法逮捕王卫国!两种意见,互 不妥协。其实,坐在军代表、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身边的申昜同志,也是刚刚走出造反派的“牛棚”,来延川县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对这个 县文化革命的情况却非常了解。开先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辩论、吵嘴打架,逐步发展成有工人,农民和县、社党政干部参加的跨地域的“武斗”团体。延川两派的武 斗指挥,都是解放战争中担任过营、团级职务的军转干部。武器装备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军队伍。他们不仅拥有了“五四式手枪”、“半自动步枪”,而且还有了 机关枪和大炮……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倾听核心小组会上的激烈争论,申昜同志的眼睛湿润了:他为白振基这样有着光荣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的不幸,而痛 心和悲哀;也为王卫国这样仅有十八岁的青春年华而珍惜和关爱。我想,现在的许多读者,恐怕很难理解申昜同志,此时此刻的情感世界正处于如何剧烈矛盾之中! 一个人的死亡,是生者的不幸。面对白振基同志的遗物、遗像,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会有怎样的感慨和企盼呢?文革中的“派性”像浓雾般弥漫着这座古老而纯朴 的小县城的早春寒月,几乎没有人追溯:是谁导演了这一幕惊天动地的“时代悲剧”,却要将自己满腔的义愤发泄在一些具体的事件和人的身上!申昜同志从公检法 军事管制小组“关于白振基死亡案件”的案情报告和与会同志的争辩中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
    沉默多时的他,终于讲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语气平静地说:这个案件,有两个关键。一,三月十八日早晨白振基已经死亡还是活着?白振基的警卫员井某证明:前半 夜他俩躺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某独立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喊白振基已无回音。而就他一个人执意证明白振基还活着,很难认可。井凤龙作为白振基的警 卫员,为什么要在后半夜撂下白振基,独自一个人向前爬行二三十米?说白振基此时已经死亡,一个年轻人不敢和死人躺在一起,这仅是推测,也不足为证。这天早 晨,“四野”武斗队清理战场,由王卫国等人将白振基推进天窖,这是本案的第二个关键。客观地说,文革发展到“武斗”阶段,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已经失去或 者削弱了他们在武斗中的“决策”位置,学生们已经不是武斗的主力。武斗队伍行军是很长一串子,不可能一齐到达白振基跟前。是谁最先发现白振基的?是谁动手 将白振基推进天窖?是谁向天窖开了两枪?验尸时有无枪伤?此案的两个关键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就可以逮捕王卫国呢?建议专案组重新调查。申昜曾对我说 过,当时的军代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军人,他和我在工作中的配合都非常默契。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根据申 昜同志的建议,对“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案”做出了重新复查的决定。这是1970年2月,背山上还残存着冬天的冰雪,阳坡上的春草已破土而生! 后来调查的结果是:白振基在三月十八日早晨已经死亡,将白振基尸体推进天窖也与王卫国无关,此案了结。终于,免除王卫国的这一场冤狱之灾!应该说,那时候 的申昜并不知道那个“王卫国”,会成为以后的“路遥”,更想不到他会是“矛盾文学奖”的得主。 1970年,路遥“涉嫌武斗中致死命案”虽然了结,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却不存在了,像在自己的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从县城回到了那个 名叫“郭家沟”的小山村。路遥在“仕途”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延川县是一个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的偏僻小县。1956年成立了“延川中 学”,三个初中班招收180名学生,可是,这个县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只有115名,只好从绥德考区调拨65名,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在这个县,我有几件事 勘称第一:第一届延川高中的毕业生;第一个“全县文化水平最高,烹调技术最低的炊事员”;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会员……早在1965年我就出席了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想圆“作家梦”的路遥,执意要 和我结成朋友,拜我为他的老师。路遥以后回忆我们的这个阶段的交往时,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 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 候结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 做不完的恶梦。 见《路遥文集》第二卷“土地的寻觅”) 最初看到路遥的习作多是一些“顺口溜”。但是,他非常勤奋,颇有灵气。虽然回了农村,三不六九地进城来找我看他的新作。为了给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的 机会,我以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他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在搞通讯报导的同时,我和白军民、王荆竹、曹伯植 等同志一起组建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县革委会领导马志亭、申昜等同志对我们的活动都非常支持。先后将永坪中学的语文 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识青年陶正、林达等创作骨干调进县城。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下乡采访,一起研究稿件,举办“诗歌朗诵”和文艺晚会。路遥和陶正 创作的歌剧《蟠龙坝》、路遥和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在城乡演出,大受好评;我们合作编著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发行二十八 万八千册……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陕西日报》都对延川县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进行了份量较重的报道;在这个县里,路遥的创作成果,使许多 人惊奇地发现了他非同寻常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才华!不管历史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且执意认为两万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给陕北这块古 老而沉寂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京都文化和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路遥的心灵世界里树立起了一个更为辉煌的人生坐标,他从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终 极意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路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认识,艺术素养和生活积累诸多方面的准备严重不足, 他渴望自己能去一所理想的大学里去深造!1973年,全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招生,路遥喜出望外。可是,就在他正为自己的愿望将要实现之际,又有一瓢凉水泼在 了他的头上。首先来延川招生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县革委会首推路遥。可是,这个学校在政审中发现他是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认为是“三种人”,拒绝录 取。这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几乎使路遥又一次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 如果说,三年前申昜同志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排除来自派性的干扰,秉公执法,免除了路遥有可能蒙受的冤狱之灾,那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这个县 的县委书记,他三次亲自去延安大学,力荐路遥,更见其非同寻常的胆略和远见。当时,延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是郭玉宝。负责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 记申沛昌是申昜同志的堂弟。在此之前,郭玉宝和申沛昌曾带着中文系“试点班”的20多名学生,来延川“开门办学”。他们对路遥的才华和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 成就都有所了解。延安大学负责全盘工作的王云风同志,又是申昜上“边区师范学校”时的老师。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是 啊,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在处理文化革命的问题时,凡初中学生的,不予追究;是高中生的,记录在案,但不作处理。可是,“左”一点,总比“右”一点好的实际 情况,使许多老干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申昜同志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作过审查结论,许 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肯定和好评……申昜代表县委保送路遥,终于实现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1976年,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延河》杂志 主编王培祥、副主编贺鸿钧亲自来延安,想让路遥到《延河》杂志去当编辑,又是申昜和我陪着他俩去见延大校长张逊斌和中文系领导申沛昌。为其从事专业文学创 作,构建他心中那“文学大厦”奠定了一个结实的基础。 1992年,也就是路遥病逝的那年四月,路遥和我在西安整整拉了三个通霄。那是我和路遥的交往中交谈时间最长,交谈内容最广泛、最深入一次的敞开肺腑的倾 诉。几乎将他四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作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第一天晚上,在省作协路遥的办公室里,另外的两个晚上,他让航宇在“雍村饭店”登记了一个标 准间。当时,我对路遥的这一次交谈感到惊异。他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么多事情呢?也许,是他对自己生命的终极时刻,有了某种可怕的预感!在那次漫长的交谈中, 路遥给我讲述了许多位曾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帮助的好领导、好朋友,本文所讲的申昜,就是其中的一位。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曾在一封给 申昜的信中说,申昜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再过九天,就是作家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祭日,我撰写此文,以示对路遥的怀念,对申 昜同志和所有支持路遥,关心路遥的朋友们的衷心的感谢!
 2007年11月8日于延安凤凰山麓

关键词:申昜 投稿邮箱:4640018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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